從余姚至紹興：陽明書院講會的發端與成熟
作者：蘭軍（湖南年夜學岳麓書院博士研討生）
來源：《原道》第34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18年5月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玄月十五日戊子
耶穌2018年10月23日
內容撮要：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明代書院最顯著的特點是與陽明心學的一體化。所未有盛局。書院講會活動的興盛與軌制化成為兩者彼此融會的集中體現，其典範便是王門書院講會的大批出現。余姚是王陽明故鄉，也是王學講會活動最早興起之地。 正聚會場地德十六年，錢德洪等七十余人拜陽明為師，構成浙中王門之雛形。為更好地集結求學士人，傳授“致知己”教法，陽明在余姚發起中天閣會，開王學講會之先河。陽明居越講學期間，東南各地儒者云集紹興。為傳布“致知己”教法，陽明與門人相繼樹立稽山﹑陽明兩年夜講會書院，成為全國范圍內陽明學派講學活動中間，為王學在東南各地的廣泛傳布奠基了基礎。陽明歿后，門人門生散處各地，掀起建書院﹑立講會風潮，浙中陽明講學中間向杭州轉移。浙中王學之分化致使交流紹興原有講會書院呈現分歧發展趨向，進而將陽明心學推向深刻。
關鍵詞：王陽明；余姚；紹興；陽明心學；書院講會；
一、引 言
越中既是王陽明心學思惟成熟地又是書院講會活動興盛之區。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平定宸濠叛亂，經歷張忠﹑許泰誣陷事務后對知己說有了更深領悟，將之視為圣門處死眼躲。“近來信得‘致知己’三字，真圣門處死眼躲。今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知己無不具足。
譬之操船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1]陽明將“致知己”視為畢生學術思惟精華，“吾生平講學，只是‘致知己’三字”，[2]其具體闡發則是居越講學時期，所依附的傳播平臺恰是書院講會。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至嘉靖六年（1527）玄月，王守仁因出色功勛遭遇朝廷猜疑，居越專事講學。為更好地集結求學士人，傳授“致知己”教法，陽明在余姚發起中天閣會，開王學講會之先河。嘉靖三年，紹興知府南年夜吉復建稽山書院延陽明講學此中，以此為基地陽明學得以扎根越中，輻射東南。
嘉靖四年，門人門生共建陽明書院，越中講學之風年夜盛，“致知己”學說獲得廣泛傳布。紹興成為嘉靖初年陽明門生集聚講學中間，為日后陽明心學構成燎原之勢培養了火種。陽明歿后，門人門生從分歧標的目的對知己之教展開進一個步驟發揮，浙中王學之分化致使原有書院講會成為分歧門戶基地，呈現多樣化發展趨向。
二、余姚中天閣會：王學講會的開端
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歸越，玄月回余姚拜省祖塋，其心學思惟與顯赫事功，吸引了大量士人拜進門下。一時間陽明心學成為余姚最熱門的思惟學說，中天閣講會即在此佈景下應運而生。
陽明心學思惟在余姚的風行，錢德洪發揮了主要感化。王陽明回余姚之初，雖日與親友宴游，隨地唆使知己，因未獲得鄉中老成宿儒支撐，影響仍較無限。錢德洪欲拜陽明為師，即遭父錢蒙反對，隨著與陽明接觸增多，才日漸打消疑慮。錢蒙曾自述，“吾始而慍然，繼而強然，繼而釋然，終而樂然”，[3]被鄒守益稱為“四然翁”。
正德年間，陽明心學作為一種新的學術思潮雖在貴州、江西等地產生廣泛影響，對偏居一隅深受程朱之學感染的余姚宿儒來說仍較生疏，遭到天性抵抗。肖永明對明中葉程朱之學占思惟學術主導位置下，陽明心學傳播之艱難有過精辟論述。“長期以來，程朱理學對士人學子的思惟形成了很年夜束縛，他們謹守矩矮，一切以朱子之長短為轉移而思惟行為不敢稍有超越。
在這種環瑜伽場地境下，要使士人學子接收心學思惟理論，絕非易事。因為程朱理學的長期灌輸，已經使許多士人蔽錮很深瑜伽場地，構成難以改變的先進之見，甚至這種先進之見已進進其潛意識之中，使之對新思惟的接收、接收產生一種不自覺的順從。”[4]錢氏為余姚當地看族，來自錢德洪的全力支撐成為陽明在年輕諸生中打開傳播僵局的關鍵。
王陽來歲譜載：“德洪昔聞師長教師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師長教師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支，堅信之，乃排眾議，請親命，率二侄年夜經、應揚及鄭寅、俞年夜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范舞蹈場地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鐘秀、黃文渙、周于德、楊坷等凡七十四人。”[5]一邑中及門門生多達70余人，為陽明心學在余姚實現深層傳播，浸進當地文明骨髓，晉陞學術文明程度奠基了基礎。
74名余姚陽明門生已難逐一考證，除引文所列18人，諸煥燦在《王陽明門生雜考》中進一個步驟考索出徐愛、錢德周、錢仲實、錢應元、孫升、徐成之、徐九皋、徐允恭、王正思、王克彰、嚴中、魏莊渠、姜應齊、鄒年夜績、黃元釜、黃珣、黃嘉愛、黃驥、黃夔、胡瀚、胡希周、盧義之、諸石川、諸用文、諸用明、諸守忠、諸升、諸偁、諸訓、葉鳴、聞人言、聞人銓、聞人誾、趙錦等34人。[6]
朱海濱以《四朝學案》所附《明儒學案》人名索引統計，余姚以10名儒者之數與江蘇武進并居各縣之首。[共享空間7]呂妙芬以進士總人數作為一地學術文明競爭力指標對嘉靖至萬歷年間陽明心學最為發達的寧國、金華、吉安、紹興四府下轄各縣進行統計比對，余姚以194名進士位列第一。[8]
正嘉之際，若何有用組織余姚門生講論知己學說，已惹起王陽明﹑錢德洪的思慮與嘗試。王陽明雖誕生于余姚，在成化十七年（1481）因父王華“常思山陰山川佳麗，又為先圓滑居”，[9]遂遷往紹興府城棲身。正德十六年（1521），陽明歸越后仍重要棲身于紹興光相坊，每年不按期回余姚省塋拜親，逗留十日。
在此期間，陽明常與錢德洪等門人聚講于龍泉寺之中天閣，待其前往紹興后，時常出現門人不復集聚論學狀況。鑒于本身難以長期逗留余姚講學，陽明轉而鼓勵錢德洪等成立按期講會，會址即選在中天閣，別名龍山會。嘉靖四年（1525）玄月，陽明回余姚省親，對講會進行軌制化建設。每月以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為會期，勉勵門人勤于講習，以進德修業。
王守仁《書中天閣勉諸生》是陽明學講會之最早規約，開啟了講會的軌制化歷程，故全文引述如下：“雖有全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旬日冷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正人不鄙，每予來歸，咸集于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情也。然不克不及十日之留，而十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后，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旬日之冷罷了乎?若是而求萌蘗之暢茂條達，不成得矣。
故予切看諸君勿以予之往留為離合，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于此。務在誘掖獎共享空間勸，砥礪商討，使品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疏：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
大略伴侶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成；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大意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道，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于此，亦無益矣。”[10]
南宋，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理學大師即時常舉行會講活動傳播各自思惟學說。朱漢平易近﹑鄧洪波認為，“‘會講’，是南宋時期分歧學派或持分歧見解的學者就一些學術問題展開的學術討論，普通在書院內進行”。[11]乾道三年（1167）在岳麓書院舉行的朱張會講，淳熙二年（1175）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進行的鵝湖之會均可視為典範講會，是學術思惟醞釀、傳播的有用途徑。
南宋以來零碎、多樣的會講活動在明代獲得進一個步驟發展，逐漸構成主旨明確﹑軌制嚴明的講會軌制，“凡學必有約，凡會必有規”[12]是其顯著特點。明代講會軌制的構成與陽明學的傳播互為表里﹑緊密相連。陽明心學較朱子理學請求儒者有更深入的經驗領悟與體認，學者彼此間思惟的交通、啟發，觀點的碰撞、辨析，顯得尤為主要。以書院講會為平臺，進行同道師友間的交通論辯，成為領悟知己學說的有用途徑。
《書中天閣勉諸生》對中天閣講會每日天期、原則﹑操縱法式、方式提出了具體請求。由引文可見，王陽明對此前余姚門生離合無常的講學活動深為不滿。為使講學走向正規，不致因人之往留而離合，他親自訂立了每周一次的聚講之約，講會以講明學術和品德養成為重要目標，陽明叮囑門人會講時應心平氣和﹑謙虛禮讓，以營造出濃郁的學術氛圍。
陳來認為余姚龍山會應是陽明講學活動中最早的講會，《書中天閣勉諸生》可視為陽明學最早的“會約”。[13]
王陽明居越期間，每年赴中天閣講學數次，與會者多達數百人。其他會講之日由錢德洪掌管，余姚七十余名陽明門生構成該時期講會重要成員，以王畿為代表的紹興四周門人亦時常參與此中。錢﹑王之外，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均成為日后浙中王門之榜樣，圍繞中天閣講會湊集起來的門講座場地人門生已構成浙中王門之雛形。
嘉靖六年（1527），王陽明授命出征思、田，平定岑孟之亂，余姚中天閣會在吳仁﹑應元掌管下講習不輟。陽明雖人在廣西，對家鄉中天閣會仍牽掛于心，“吳仁聚徒于閣中，合同道講會不輟。丁亥秋，師出征思、田，每遺書洪、畿，必念及龍山之會”。[14]嘉靖六至七年間，王陽明常與錢德洪﹑王畿通過書信往來清楚中天閣會講學情況。
“余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分歧。老漢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進步神速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勵？聊亦以此示鞭影耳。……紹興書院及余姚各會同道諸賢，不克不及逐一列名字，幸亮！”，
“余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看為寄聲，益相與勉之。”，“而余姚、紹興諸同道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15]
從以上書信能夠感觸感染到陽明對余姚講會延續不衰的欣喜之情，對應元等生力軍參加，諸生勤舞蹈教室于論學的由衷嘉許。王陽明在余姚中天閣會開創的心學講習方法，不久即應用于在紹興掌管的書院講學活動。
三﹑稽山書院與陽明書院：嘉靖初年王學講論中間
嘉靖初年，紹興逐漸成為海內王學講論中間。以教學場地陽明居所為焦點，周邊寺廟﹑巖穴集聚了來自東南各地的大量王學信仰者。每當陽明開講，周圍環坐而聽常數百人，諸生往來流動頻繁，盛況絕後。據載：“師長教師初歸越時，伴侶蹤跡尚零落，既后，四方來游者日進。癸未年以后，環師長教師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剎，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
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剎，徙足所到，無非同道游居所在。師長教師每臨講座，前后擺佈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克不及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師長教師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六合間，茍同此志，吾亦可以失色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為嘗不跳躍稱快。
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伴侶從游者雖眾，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師長教師之學日進，感化之機申變無方，亦自有分歧也。’”[16]
錢德洪認為這般年夜規模士人求學氣象的出現，重要得益于陽明“致知己”學說的吸引力。為適應數百人求學需求，樹立固定講學場所﹑開展按期講會活動，成為陽明學在紹興傳播的必定請求。
嘉靖三至四年（1524—1525），相繼樹立的稽山﹑陽明兩所講會書院，實現了兩者的深度融會，為陽明學在越中的風行奠基了堅實基礎。
稽山書院在山陰臥龍山西崗，為朱熹提舉浙東時講學之地，淳祐年間馬天驥建祠祭奠，吳革請建為書院，明正德年間，知縣張煥發重建于故址西麓。[17]嘉靖三年（1524），知府南年夜吉命山陰縣令吳瀛于稽山書院舊址建明德堂、尊經閣，院后增拓瑞泉精舍，遴選紹興諸縣生員肄業此中。
“嘉靖三年，知府南年夜吉增建明德堂、尊經閣，后為瑞泉精舍，齋廬庖湢諸所咸備，統共四十余間。時試八邑諸生，教學場地選其尤者升于書院，月給廩餼，相與講業經義，倡明道統，諸士多所興起云。”[18]王陽明所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確立了講會在學術上的心學取向。“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
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鳴呼！世之學者既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19]陽明記文系統論述了“經學即心學”主張，闡發了知己中自有圣人之道，無需外求的觀點。“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六合，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陽明認為經之常道蘊含于身﹑心﹑性﹑命之中，與“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長短之心”之四端，“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伴侶之信”的五倫相貫通。在此基礎上進一個步驟提出“‘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舞蹈教室”的心學觀念。陽明對當下儒者偏離六經本義，追逐于辭章功利，沉淪于訓詁﹑記誦等支離末學的現象，展開了深刻批評。
王陽明說：“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鳴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全國之線人，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以書院作為宣講、倡年夜本身學說的基地，并借講學顛覆程朱理學，是王陽明書院觀的主要內容。[20]從記文能夠感觸感染到陽明以書院傳播心學思惟的等待。稽山書院是王陽明在紹興掌管的第一個書院講學場所。在此向諸生聚會場地系統闡發了《年夜學》萬物同體之旨，重視因材授教，使人各求天性。
“致知己”之教是此時講學的重要內容，各地士人慕名前來問學。“于是辟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于是蕭璆、楊汝榮、楊紹芳等來自湖廣，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等來自廣東，王艮、孟源、周衡等來自直隸，何秦、黃弘綱等來自南贛，劉邦采、劉文敏等來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來改過建，曾忭來自泰和。
宮剎卑隘，至不克不及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余人。師長教師臨之，只發《年夜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天性，致極知己以致于至善，工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21]王艮、黃弘綱﹑劉邦采、劉文敏﹑魏良器日后均成為陽明自得門生。
稽山書院原為朱子講學過化之地，在轉變為王學重鎮過程中，南年夜吉發揮了關鍵感化。南年夜吉，字符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嘉靖二年（1523）任紹興知府。[22]初任紹興時南年夜吉對陽明心學尚未佩服，經數次拜謁請教后方“深悟痛悔，執贄請益”，此后更以知府成分修復稽山書院，集聚當地生員，接納四方問學之士。南氏對傳播陽明心學的另一貢獻在于續刻《傳習錄》。
嘉靖三年，南年夜吉取王陽明論學書增至五卷，命弟南逢吉校對﹑續刻于紹興。《傳習錄》等代表王學精華的小冊子因體量小便于攜帶流傳，加之內容多為師門生間問答記錄，淺顯易懂，便于士人敏捷把握王學旨要，從而對陽明學說在更廣范圍內的敏捷傳播起到了關鍵性的感化。
南年夜吉努力于傳播陽明心學的系列舉措，不久即招致當朝者仇恨，于嘉靖五年（1526）京察中遭罷黜。嘉靖初年的朝廷爭斗中，陽明因出色功勛及心學思惟對官方程朱之學的挑戰，遭到部門朝臣攻擊。嘉靖元年（1522），王陽明居越講學之始即面臨“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偽學舉劾”[23]壓力。
七月，嘉靖帝詔禮部﹑國子監及各提學官，禁以陸九淵為正學，宗朱熹。十月，給事中章僑、毛玉、御史梁世驃、程啟充等上疏彈劾：“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為異學者，樂陸九淵為簡捷，而以朱子為支離，宜嚴禁以端士習。”[24]
嘉靖二年會試，主考官年夜學士蔣冕、掌制誥吏部尚書石珤等借策問試題攻擊王學。[25]南年夜吉在紹興為傳布陽明心學做出的卓越貢獻，贏得了王陽明的高度贊譽。“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圣人為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逝世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此興起者多矣”。[26]
陽明書院創建于嘉靖四年（1525）十月，位于紹興府城北至年夜寺左，由陽明門人王艮、何秦等為招待四方來學士子而建。“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游眾，能仁、光相、至年夜、天妃各寺院，居不克不及容。同門王艮、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年夜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后，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往。”[27]
陽明書院創建的嘉靖初年，正值陽明因功高受當朝者打壓﹑猜疑時期，朝廷屢次意圖制止士人講論陸王心學。陽明門共享空間人敢執政廷禁“偽學”緊張氛圍中創辦書院，且光亮正年夜的以“陽明’定名，標示著居越期間陽明心說與書院實現了深度結合舞蹈場地。各地士人集聚陽明書院配合講習“致知己”之教，王學發展進進“所操益熟，所得益化”階段，真正輻射東南各地。
四﹑余論：越中書院講會之流變
陽明往世后，各地門人門生彼此聯結，掀起個人空間一股建書院﹑立講會風潮，陽明心學思惟風行東南各地。“陽明歿后，緒山、龍溪地點講學，于是涇縣有水西會，寧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承平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泰州復有心齋講堂，幾乎比戶可封矣。”[28]
與此相應，浙中王學講論中間出現了由紹興向杭州的轉移，在此趨勢下陽明發起的越中書院講會伴隨王學之分化呈現出分歧的命運走向。
陽明歿后，中天閣會重要事業逐漸轉向祭奠，隨著相關祠宇的創建，成為各地門人祭祀陽明的主要象征。嘉靖九年（1530），為團結門人門生，薛侃、王臣等于杭州城南建無邪精舍，祭奠王守仁。錢德洪、王畿、孫應奎﹑范引年、柴鳳等越中王門後輩奔赴杭州參與精舍講會活動。余姚中天閣會因門人稀疏，漸趨沉靜。
嘉靖十三年冬，錢德洪丁內艱歸鄉，發動講學師友修復中天閣，于閣內祭奠陽明。十四年，徐階為浙江提學使，在錢氏基礎上建新建伯祠。“陽明師長教師祠，原作新建伯祠，初擬建于龍泉山未有定址，以公嘗講學于龍泉寺之中天閣，嘉靖十三年乃寓主其所以祀之。十四年提學徐階因為建祠，有司年齡祭，以門人徐愛、錢德洪配享。”[29]
嘉靖十七年，浙江監察御史傅鳳翔在中天閣上方建陽明祠。“是年傳以諸生請建祠于閣之上方，每年年齡二仲月，有司主行時祀。”[30]中天閣講會年夜約持續到萬歷年間，萬歷十三年（1585），王門門生蕭良榦﹑張元忭編纂的《紹興府志》已將其歸于古跡類。
萬歷七年（1579），內閣小樹屋首輔張居正禁毀書院，稽山書院奉例遭禁，所幸院址為吳兌保護，免于毀壞。“明萬歷七年，奉例毀書院，遂為吳氏所佃，吳尚書兌持之，不遽毀。”[31]萬歷十年，蕭良榦任紹興知府，借朝廷恩準王陽明從祀孔廟之機復建稽山書院，在瑞泉精舍基址上新建仕學所，每初一看集諸生講會。
以仕學命名講會之所，蕭氏意在借助對仕學合一理念的闡發，強調為學需經事上磨礪。“學而優焉即仕也，所謂居仁由義，年夜人之事備是也；仕而優焉即學也，所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是也。斯仕學合一之旨也。乃予則固有取爾焉。始吾之學于家也，嚴憚有師，切磨有友，日置其身于圣賢載籍之間，而圓滑無所進其胸臆。然且作焉輟焉，若或恣焉。”[32]
為確立講會交流主旨，蕭良榦以《水西會約》為基礎訂立《稽山會約》，提出以立真志﹑用實功﹑滌舊習為焦點的講學風講座場地向。張元忭也記載到稽山書院復建后講學活動呈現出側重日用倫常﹑合會朱王的趨向。
“世之論者曰：文公之學篤于行，不知外心無以為行；文成之學求諸心，不知內行無以為心，是惟善學者本日用而著察，本妙悟以修持，則為朱為王，雖途徑分歧，其至于道也，一罷了矣。”[33]萬歷年間王學右派遭東林諸儒批評佈景下，稽山講會之主旨已轉向反對虛談，倡導實學。
后陽明時代，陽明書院由王畿與紹興當地儒者主導，倡導見在知己與“四無”說，強調風行無礙。嘉靖十六年（1537），浙江巡按御史周汝員于陽明書院建新建伯祠。“門人瑜伽教室自汝中師長教師以降，嘗率其鄉人講會于中。”[34]
王畿之后，周汝登掌管陽明書院講會，在承繼“四無說”基礎上吸取禪宗思惟，構成“圓融妙悟”的知己觀。萬歷二十七年（1599）玄月，周汝登與紹興講學同道數十人聚會于陽明書院創立證修社，每月一會，以闡明知己之教為己任。“己亥秋，師長教師同石簣陶公及郡友數十人，共祭告陽明之祠，定為月會之期，務相與發明其遺教。”[35]
周氏暮年，仍不忘叮囑陶看齡﹑陶奭齡繼續組織陽明書院講會，延續越中王學學脈。“周汝登遺之書曰，愿丈出而抖擻此會，為后來作前導，為吾道計無窮。又與看齡﹑奭齡書曰，陽明書院之會看二丈儼然臨之，越中一脈難令斷絕。”[36]
萬歷三十五年，浙江巡鹽御史方年夜鎮拜謁陽明師長教師祠，捐資倡修書院，講會活動再趨活躍。“御史皖魯岳方公以鹺使者省方會稽，祗謁祠下，爰檄山陰令余君以贖金若干兩，鳩工飭新之。”[37]萬歷年間，陽明書院在周汝登﹑陶看齡﹑陶奭齡主導下秉承王畿“四無”主旨，重視心上頓悟，成為右派王學的重要陣地。
總之，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明代書院最顯著的特點是與陽明心學的一體化。書院因與陽明心學的結合獲得迅猛發展，數會議室出租量超過唐宋以來歷代之總和，出現史無前例盛局。書院講會活動的興盛與軌制化成為兩者彼此融會的集中體現，其典範便是王門書院講會的大批出現。
嘉靖初年，陽明居越期間通過在中天閣會﹑稽山書院﹑陽明書院的講學實踐開辟了以書院講會作為傳播“致知己”學說的有用途徑，紹興由此成為王門門生匯聚之地。陽明歿后，門人門生在各地掀起建書院﹑立講會風潮，將這一講學形式推廣至東南各地。
以書院講會為平臺，王門后學從分歧角度對陽明心學做了進一個步驟發揮，構成了浙中﹑江右等各具特點的王學門戶，中天閣會﹑稽山書院﹑陽明書院在此過程中也呈現出分歧的發展趨向，將陽明心學推向深刻。
注釋：
[1]《年譜二》，《王陽明選集》卷34，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版，第1411-1412頁。
[2]《寄正憲男手墨二卷》，《王陽明選集》卷26，第10教學91頁。
[3]《四然翁贊》，《鄒守益集》卷19，鳳凰出書社2007年版，第917頁。
[4]參見肖永明：《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明史視野中的書院》，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258-259頁。
[5]《年譜二》，《王陽明選集》卷34，第1416頁。
[6]諸煥燦：《王陽明門生雜考》，《浙江學講座場地刊》1999年第5期。
[7]朱海濱：《晚世浙江文明地輿研討》，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11年版，第44頁。
[8]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惟與實踐》，新星出書社2006年版，第223頁。
[9]《年譜一》，《王陽明選集》卷33，第1345頁。
[10]《年譜三》，《王陽明選集》卷35，第1428頁。
[11]朱漢平易近﹑鄧洪波：《岳麓書院史》，湖南教導出書社2013年版，第119頁。
[12]鄧洪波：私密空間《中國書院學規》，中西書局2011年版，第92頁。
[13]陳來：《明嘉靖時期王學知識人的會講活動》，《中國學術》2000年第4期。
[14]《年譜附錄一》，《王陽明選集》卷36，第1473頁。
[15]《與錢德洪、王汝中》，《王陽明選集》卷6，第249-250頁。
[16]《語錄三》，《王陽明選集》卷3，第134頁。
[17]《紹興府志》卷18，萬歷刻本。
[18]《山陰縣志》卷4，嘉靖三十年刻本。
[19]本段引文均見《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王陽明選集》卷7，第283-285頁。
[20]鄧洪波：《王陽明的書院實踐與書院觀》，《湖南年夜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21]《年譜三》，《王陽明選集》卷35，第1423-1424頁。
[22]馮從吾：《瑞泉南師長教師》，《少墟集》卷20，臺北商務印書館2008年版，第366頁。
[23]《陽明師長教師行狀家教》，《王陽明選集》卷38，第1424頁。
[24]夏燮：《明通鑒》卷50，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1340頁。
[25]《朱子暮年定論》，《日知錄集釋》卷18，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667頁。
[26]《答南元善》，《王陽明選集》卷6，第234頁。
[27]《年譜附錄一》，《王陽明選集》卷36，第1472頁。
[28]黃宗羲：《南中王門學案一》，《明儒學案》卷25，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79頁。
[29]《余姚縣志》卷11，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30]《年譜附錄一》，《王個人空間陽明選集》卷36，第1473頁。共享會議室
[31]《紹興府志》卷20，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32]《仕學所記》，《紹興府志》卷2舞蹈場地0，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33]《修復白文公祠記》，《張元忭集》卷7，上海古籍出書社2015年版，第180頁。
[34]《重建陽明師長教師祠碑記》，《王陽明選集》卷40，第1693頁。
[35]周汝登：《越中會語》，《東越證學錄》卷4，《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65冊，第471頁。
[36]《會稽縣志》卷24，平易近國二十五年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鉛印本。
[37]《重建陽明師長教師祠碑記》，《王陽明選集》卷40，第1694頁。
責任編輯：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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